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

 

到底是人的性格决定命运,还是人的命运决定性格,似乎很难得出结论。但如果细心地观察丁洁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在她成功的背后,或多或少的与她那细腻、温婉的性格有关。

端庄典雅的外表、乌黑飘逸的长发、优雅甜美的微笑,已经成为丁洁展现在媒体上的标志性符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的丁洁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善言辞,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会表现出几分羞涩。她也曾拒绝过媒体的采访,因为她不想把太多的精力分散在工作之外。

现实中,很多人把丁洁选择从医的道路归因于受到了家庭环境的熏陶。而实际上,丁洁在大学报志愿选择医学,用她的话来说“纯属于盲目”,而她真正喜欢上医学,是在上大学几个月之后了。

“小时候,只知道家里人是学医,但并没有真的走进去。上大学之后,才真正地接触到医学知识,才觉得医学是如此的神秘,生命是如此的神圣。”丁洁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医乃仁术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丁洁,虽然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生死存亡的动荡年代,但也赶上了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但她从来不会抱怨那个年代种种的不安境遇,反倒庆幸自己能够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顺利地报名参加,并如愿地考上大学。

纵然可以说医学世家的背景给予了丁洁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要真正展现个人的才华,除了机遇之外,更需要她的睿智和胆识。1994年,在美国攻读博士毕业后,丁洁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跟随丈夫回国,从事起她喜欢的儿科肾脏病学研究。

丁洁如今已经在医学这条道路上行走了27年,阅历的丰富反倒让她更加敬畏医学、敬畏生命。“有时候,你会有一种走进越深越茫然的感觉。”

医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是近几年丁洁一直琢磨的问题。她越发觉得医学除了技术属性之外,更多的承载着社会属性。

“年轻的时候,只顾得埋头向前,也不会想太多,更谈不上对医学本身的反思,只有当你走了一段路程之后,你才会回过头看看,感悟医学到底是什么。”丁洁说,这就好比是人们都想走进庐山看看它的真面目,而真正走进去之后,才会觉察到只有走出来才能够从整体上观赏到庐山的真面目,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丁洁不认同别人把医生看做一个纯自然的科学家,她认为这是对医学本质认识的偏颇。“科研再好,技术再高超,如果不懂得与病人交流、忽视了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那么也不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医学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医学的人文性更加浓烈。

当然,强调医学的人文性及医生的人文精神,并不能否认医学的科学性,医学是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一体的学科或社会事业。丁洁认为,这一点应该引起高等医学院校对学生教育以及医院对新招聘医护人员培训思路的转变。

“医生要时刻记住自己从事的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要学会交流、懂得交流。尤其做儿科的医生,除了交流之外,还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爱心。”丁洁笑着对记者说。

病人也是人

相比“丁院长”、“丁教授”的称谓,丁洁更喜欢别人称呼她为“丁老师”、“丁大夫”。丁洁说,整个社会还是赋予了医生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不能认为医生就是万能的。虽然说医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但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还存在着很多未知的领域。

针对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丁洁表示:“没有诊断出来疾病,不一定就是误诊;出现了并发症,不等于就是医疗事故。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医生是万能的,期望过高,就可能因此带来失望,从而致使医患关系紧张。”

也许是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的缘故,丁洁从来没有遇到过所谓的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

不过谈到医生该如何处理医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时,她却认为没有最好的解决方式。“每个医生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但一定要把病人当人看,尊重病人。”

丁洁讲述了印刻在她记忆深处的一个故事:1999年,她曾接诊了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患者小林(化名)。当时小林才刚刚满8周岁,出现了血尿的症状,父母担心他得了像哥哥大林(化名)一样的肾脏病,几经周折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找到了丁洁。

经过一系列仔细的检查、化验后,结果正如他父母料想的那样,小林不幸也患上了一种母系遗传的肾脏疾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这样的结果告诉他们,几年前,大林接受了亲属肾移植,他的父亲一个肾脏给了他,而现在小儿子又是同样的病。”还没有等丁洁开口说,孩子的父亲好像已经有了预感。

“当时,孩子的父亲先是用一个事由把孩子的母亲支开了我的办公室,然后,便趴在我的办公桌上嗷嗷大哭起来,听着他说‘我已经不能再给他(小林)肾脏’的时候,我当时深有感触。”

“一个父亲,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不让孩子的母亲受到伤害,这就是人性的光芒。”丁洁说。

科研不能赶时髦

经常会有年轻人问丁洁如何做好科研,丁洁通常的做法都会反问一句话:“你先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

在丁洁看来,提出科研问题需要扎扎实实的功底。既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还要具备临床实践经验,同时也要有一腔热情与好奇心。

“从临床角度做科研,就要学会怎么从病床边发现问题,然后再把看似普通的临床问题提炼成科学问题,之后再通过各种研究手段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并不是发表了几篇论文,而是一定要反过来对临床有帮助。”丁洁说。

三鹿奶粉事件中,丁洁带领研究团队从实验的研究设计方案到实施过程中的细节把握,再到论文的撰写、修改、发表等一系列工作中科学严谨地论证了三聚氰胺污染奶和幼儿肾结石的发生的关系。

后来,该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著专栏的首篇,得到了国际儿科学会的肯定与好评。

“我当时就是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学术界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丁洁说。

正是在这种冷静而淡定、执著而不为名利的平和心态影响下,丁洁在儿童遗传性肾脏病诊断、致病基因分析、蛋白尿发生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并推动了临床诊治工作。

1998年,首创小儿遗传性肾脏病门诊;2007年,完成了国内首例Alport综合征的产前诊断;在国际上首先确定了多个足细胞分子基因突变导致蛋白尿/肾病的国人病例……

而对于这一切,丁洁觉得,她只是尽了一位医务科研工作者的本职。而谈到当前很多医院都试图把临床型医院转变为科研型医院的做法,丁洁大为赞赏,但同时她也指出,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积淀,不是建了科研大楼、购置了先进仪器设备,科研能力就能够迅速提升的。

医改:要讲究战术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丁洁认为她有关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职责。她曾在政协会议提案中建议将国有公立大型医院的职能定位在解决疑难重症的医疗问题、开展医学教育和医学科研等方面,加大政府的投入,更好地体现其公益性。

在201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丁洁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加强医学宣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议以及“关于加强我国罕见疾病防治工作”的提案。

“公立医院既要承担着社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培训工作,还要在科研上进行创新、起到引领的作用。我个人觉得国家在公立医院改革补偿机制的方案设计方面还是不够清晰。”丁洁说。

丁洁认为,国家制定的医改方案在战略上是比较好的,但是缺乏一套好的战术进行实施。“我们经常听到战略研讨会,很少听到战术研讨会,而我们目前的医改方案恰恰需要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方法去执行。”

“要让每个人明白在医改这个链条中的职责。”丁洁说,这就好比一个企业的改革,除了上面领导的思路清晰之外,要具体落实到下面的每个科室、每个班组、每个人。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一种执行力、任务的落实,而是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来部署。

爱家的女人

平日里繁忙的工作,丁洁大部分的时间几乎全扑在工作上。摆放在她办公桌上的一张全家人的合影,映照出她爱家的情愫。

在丁洁的眼里,家庭始终是第一位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单元、小细胞,也是我们最可能有所为的地方。家庭就好比我们的‘大后方’,‘大后方’稳定了,我们的工作才能轻松、愉快。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连家庭都经营不好,可能他也做不好别的事情了。”

丁洁每天几乎都是6点多就要起床,7点多准时赶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直到晚上7点多才能赶到家,吃饭后依然还要打开电脑处理大量工作。“家庭重要,并不意味着给家庭的时间最多。”

丁洁很喜欢旅游,前几年还会在休假的时候,与家人一起去国外转转。“但现在实现起来非常困难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儿,很难把时间凑到一起。”

不知道是孩子们的可爱感染了丁洁,还是丁洁的亲和力温暖了孩子们。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她“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你还会选择做儿科医生吗?”丁洁非常肯定地回答:一定会,因为我太喜欢孩子了,觉得他们太可爱了。

丁洁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儿科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儿科学会常委、亚洲小儿肾脏病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与医学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等。

担任国内20多个核心学术期刊副主编、编委及多个国际杂志审稿专家,先后获得了20多项国家级、部委级和北京市级科研基金的资助,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SCI收录30余篇;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讲座20余次。作为第一完成人,她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